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示威：抗争不平等与激化不平等

原定于2021年由阿根廷与哥伦比亚联合承办的美洲杯足球赛，在5月21日出现变动：哥伦比亚将不再担任本届赛事的主办方。这则体育新闻的背后，远非单纯赛事调整，哥伦比亚之所以失去美洲杯主办资格，不仅因为该国最新一波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更由于自四月末开始、几乎与疫情同步爆发的全国性示威活动，正进一步加剧国内的不稳定局势。

自4月28日，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宣布将推动新的财政改革方案，计划增加税收并削减政府支出，这一举措迅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情绪。至5月3日，杜克总统宣布撤回先前的改革草案，承诺将重新拟定一份基于“政治共识”的新方案；财政部长亦因此递交辞呈。然而，这些举措并未平息民众走上街头的抗议声浪，反而因杜克后续的强硬表态，以及警方在应对大规模示威过程中采取的暴力手段，激化出更深层的社会对立。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民众持续举行示威活动。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要追溯到九年前，此后该国人口持续增加，但贫富分化也日益加剧。此外，尽管政府与反政府游击武装达成和解协议，但国内有组织犯罪率却开始上升；对外则面临此前因本国政治危机而大量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据报道这批难民人数高达180万。经历了这些挑战之后，全球新冠大流行无疑令哥伦比亚的政局更趋严峻：公共卫生体系不堪重负，因此在去年便实施了居家隔离措施，这对贫困群体乃至普通家庭的生计构成了巨大压力。疫情至今，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270万，死亡病例超过7.5万例。

推动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或许是哥伦比亚政府为维持财政平衡与国际信用评级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但由此引发的抗议规模可能是当局未曾预料到的。在四月底至五月初的示威期间，全国出现大规模罢工，众多货车司机停工，导致许多必需物资无法及时运送。而从政府的表态来看，其有意淡化冲突初期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及有组织犯罪。在首都波哥大、主要城市如麦德林以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活动已导致19人死亡，逾800人受伤。哥伦比亚当局亦多次强调示威活动对当前严峻疫情的影响，该国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保障抗疫物资的运送。

但截至目前，哥伦比亚的示威仍未停息。全国范围的抗议已持续近一个月，除了罢工之外，罢课的学生团体也加入其中，与工会等组织共同要求与政府展开对话。这些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总统撤回税改方案，而是要求当局提出进一步的改革计划，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后者也是杜克在此次抗议中重点归咎的对象。另一个促使抗议持续蔓延的原因，是警方在处理示威时采取的一系列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亦公开呼吁杜克就警察暴力问题承担相应责任。

半岛电视台引述不少观察人士的观点指出，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性抗议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疫情持续冲击该国社会与医疗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随着警察暴力在抗议中凸显，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也将持续恶化。

然而，除了抗议者与警方之间的激烈冲突外，哥伦比亚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暴露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即该国的“阶级”问题。据《卫报》报道，哥伦比亚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森严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最明显地体现于城乡差距以及土著与非裔族群遭受的忽视。表面上，反对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对当地土著居民同样是核心诉求，这也是一部分土著人加入和平示威的原因，但所谓的“市民”与“土著”之间长期存在的差距，也在持续不断的抗议中被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封锁交通，并推动游行队伍向一处富人区行进，但在富人区附近，他们遭遇了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人员向游行人群开枪。类似情形在当前的哥伦比亚抗议活动中并不罕见。随着当局将矛头指向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此前活跃于该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激进左翼游击武装——民众之间，特别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而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也因此未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无论是在种族、政治利益还是过往的公共安全考量中，均被视为非“市民”。

卡利当地一所大学的教师卡洛斯·冈萨雷斯认为，当局并未意识到如今的抗议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而非农村的游击武装。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则将警察视为自身与国家的保护者，这亦反映出该国当前社会矛盾与认知偏差的严重性。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土著居民被污名化乃至遭受种族歧视并非新鲜事。至今，哥伦比亚的土著人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农村游击武装，正是这一点加剧了该国的社会分层。尽管土著人与都市中产阶级有着类似的政治诉求，即反对社会不公与有组织犯罪，但这些议题即便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解决，土著人也未必能从中受益。

眼下的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种嵌套的恶性循环：除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社会问题，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反过来示威抗议又延缓了当局应对最新一波疫情的进度。5月20日，哥伦比亚邻国巴拿马宣布将暂时关闭两国边境，以防哥伦比亚的疫情输入。此前哥伦比亚曾宣布重启边境及两国间航运，但近期恶化的疫情令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当局面对的疫情仍在蔓延，而其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则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远不止一套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还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与这个长期遭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石油时代落幕中的沙特阿美

5月初，独立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在独立媒体“东方二十一”发表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末代巨人”的评论文章，剖析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如何在全球经济逐步脱碳的过程中继续获利，并致力于让沙特成为石油时代落幕之际的引领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去年9月空客公司发布的三款概念机型谈起。新冠肺炎大流行给民用航空业带来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促使空客推出了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目标在2035年部署首架“零排放”飞机。这家欧洲公司在宣传视频中展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氢动力飞机，其中包括可搭载200名乘客的翼身融合设计机型。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降低碳足迹带来了希望，但“绿氢”（通过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取）目前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难以脱碳的行业而言，石油依然不可或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仍在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英国石油公司承诺到2030年将其油气产量削减40%。石油输出国组织则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到1.09亿桶。

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的过程中看到了继续从石油中获利的机遇：“我们认识到，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对于实现更快速、更平稳的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现实是，这一过程仍需时间，因为在许多地区石油尚无太多替代品。”这段声明由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于2021年3月发表。这家被视为沙特摇钱树的石油巨头，提供了全球十分之一的石油产量，并期望在未来50年持续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能够开采相对接近地表的石油储备，这一优势使其生产成本为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成本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情况下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洋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了沙特阿美所宣扬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自己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说辞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涵盖全球产量98%的90个国家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数据。文章得出结论：每桶沙特汽油从开采、处理到运输至炼油厂的过程中，会产生27公斤二氧化碳，这是全球第二低的数值。因此，该公司可以声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有望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总量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总量已接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能源专家吉姆·克兰指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是可以理解的。这有助于塑造其良好形象，并使其能够宣称，如果使用沙特石油，碳排放将低于使用其他任何地区的石油。”

通过依托“矮子里面拔高个”的论述，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专注于研究现代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环境约束及恢复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认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末代巨人’策略是一种谬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正在玩火。现在应把握核心问题，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将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这种自私而顽固的逐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一切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变得部分不宜居住，尤其是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指出，在全球减产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指出，为达成《巴黎协定》目标——特别是将本世纪末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1.5℃以内——从现在到2040年，主要上市油气公司必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其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4.8%。反其道而行，该公司希望将石油日产量提升至2.13亿桶，即比其在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增加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其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做法——该公司于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了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这是全球首次，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际上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额来补偿排放至大气中的100万吨碳。这种做法受到批评，不仅因为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还因为它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拥有“强大杠杆”能力的国家之一，能够引导国际对话朝着深刻转变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理想情况下——尽管所需的意识形态信念极高，以至于我像是在空想——石油输出国联盟可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的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享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进而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重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其透明度承诺。该公司在上市说明书中所称的碳足迹实际被低估了多达50%，因其未将许多炼油厂与石化工厂的排放纳入计算。尽管承认错误，该公司仍拒绝将合资企业的工厂纳入碳评估。持有该石油巨头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认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像沙特阿美这样掌握沙特命脉的实体，我们无法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几家拒绝披露其最终客户使用其燃料所产生的Scope 3排放量的大型上市石油公司之一。（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为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或热能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以及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排放不直接与产品制造相关，而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其他阶段，如运输、使用及废弃处理。）这些排放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的4%。然而，海湾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的企业。直到今年，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才首次公布了其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石油公司的做法使政府与工厂无法获得“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称，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有毒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被怀疑可能导致癌症与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任何异议声音的镇压，剥夺了沙特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此外，该地区所有政府对公共辩论的严格控制，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研究，尽管民众环保意识有所提高，但“相当一部分”人口仍然“缺乏了解”。在18至24岁的年轻人中，近一半表示从未听说过“碳足迹”一词，或不确定其含义。这种无知使沙特的决策者无需为棘手辩论所困扰，也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末代巨人”这一决策背后的人道代价。